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城（吴印咸 摄）
冬天的枣园，安静，肃穆。高大笔直的枣树繁华落尽，舒展的枝丫像无数舞蹈者的手，倔强地伸向天空，彰显着铁质雕塑般的苍劲。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枣园召开。这是全面内战爆发之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比较多，除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在延安的这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之外，也有从中原突围到达延安的李先念等高级干部。
会议是在华东战场的鲁南战役刚刚获得胜利后召开的。华东地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大解放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华东、晋冀鲁豫两大主力协同作战，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在淮北和苏中战场上“于二月至三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收复两淮，转变局势，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
根据这个设想，毛泽东与陈毅、粟裕、谭振林频繁磋商，完成了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的任务。鲁南战役经过18昼夜的激战，于1月20日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以及整编第五十一师，计两个师部、五个旅共5万余人，俘虏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以下3.6万人，缴获105毫米榴弹炮48门，山炮、野炮41门，坦克24辆，汽车474辆。
在这样胜利的氛围中，毛泽东在会议上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将要到来，现在是它的前夜。
毛泽东所指的“高潮”是什么呢？
他说：20年前，1927年的北伐，是有共产党以来的第一次革命高潮。10年前，1937年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现在，1947年，将要出现第三次革命高潮。北伐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形式上以国民党为主体，最后以国民党的叛变而失败。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共产党却坚持抗日，壮大了人民的力量，成了抗日的主体。北伐、抗日，国共两党分掌领导权，这次不同了，重庆谈判之后，国民党放弃与共产党的合作，不愿意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内战，国民党反动派成为人民革命的目标，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会议主要就是讨论这个指示。
它明确宣布：“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内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毛泽东的预言，绝不是凭着主观的想象。倡导实事求是的毛泽东，绝不是书生意气，也不是画饼充饥的幻想家。他从两个战线的基本事实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一是在军事斗争上，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从1946年7月到1947年1月，人民解放军7个月内共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如果今后几个月再歼敌四五十个旅，连前共达100个旅，几乎要占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的一半，军事形势已明显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二是在政治斗争上，蒋管区人民运动蓬勃发展。1946年11月上海市民骚动和12月北平学生运动，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潮。因“沈崇事件”引起的北平学生带头开展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向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参加人数达数十万，超过了“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的规模。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反蒋统一战线不断扩大，和抗日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扩大，而且有更深刻的基础。
毛泽东在这份指示中写道：“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
在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中，毛泽东说：发这个指示很需要。这种文件，去年还不能发。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要来了。“革命的动力是两个战线，解放区与蒋管区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胜利愈大，高潮来得愈快。”
他又说：“我们的文件没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推翻蒋介石的口号。”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五年到十五年，五年已过了一年半。但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时间也许就在今年、明年、后年。这个指示在干部中应该普遍散发，但不公开发表。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这个仅限党内传达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但文件下发后，对中央第一次提出的“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提法，不仅党内一般干部难以理解和接受，即使在党的高级干部当中也存有疑虑，有的甚至还专门打电报问中央：“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可以说，当时大多数共产党人看到的是敌人的强大和凶狠，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威胁。尽管他们内心深处也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但那只是一种强烈的愿望和信念。
毛泽东的预见，符合现实吗？
毛泽东的预见，能成现实吗？
尽管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的提议达成了共识，对未来充满着必胜的信心，预见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就要到来，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和敌人做斗争，但在战术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又重视敌人，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兢兢业业”。特别是，当时人民解放军还不强大，在数量上还处于劣势，而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还很强大，还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毛泽东说“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对许多事情总是“估计”，或者说“可能”，而不是也不能更没有肯定地做出结论。
但正是在大家怀疑、犹疑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善于通过表面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对时局做出清醒的估量，能预见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因势利导地组织和调动一切力量促成事物由量变转为质变，一步一步地使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这就是毛泽东的英明之处。
形势依然严峻，延安危在旦夕。
蒋介石不是糊涂蛋。为了摆脱战线日益延长而兵力日益不足的被动局面，他开始缩小进攻的正面，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战场上采取守势，而把兵力加强调配到山东和陕北两个主要战场，力图控制两个核心地区，再集中兵力解决华北和东北。
应该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得还是不错的。因此，当山东战场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同时，他发了狠心，严厉要求部属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
也正因此，他把围困陕甘宁边区的西北战区确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长期坐镇西北、手握重兵的“西北王”胡宗南担任。
1947年2月9日，胡宗南召开进攻延安的作战会议，声称“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
2月28日，蒋介石急电召胡宗南到南京，密谋确定进攻延安的基本设想。接到蒋介石的训示，胡宗南立即通过国民党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把正在杭州度蜜月、随后准备赴美留学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找回来。
熊向晖是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在1937年12月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随后，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布置下，熊向晖深入虎穴，秘密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因才华出众，他深得胡宗南的信任和器重，被委任为胡的机要秘书。
1943年6月18日，时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的胡宗南在洛川召开秘密军事会议，阴谋实施蒋介石反共军事部署“闪击延安”。这是自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7月2日，胡宗南命令所属各部于10日前秘密行动。在这关键时刻，正是熊向晖秘密向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周子健传递了情报，使得中共中央及时进行了军事部署和发动政治宣传攻势，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制止了胡宗南的军事行动。
3月2日早晨，熊向晖匆匆赶到南京。来到胡宗南临时办公室的时候，这位蒋介石特别倚重的上将正与参谋长盛文在看地图。
一见到熊向晖，胡宗南哈哈大笑，说：“来得好快，新娘子呢？”
“她在上海等着我，送我上船。”熊向晖说。
“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你写信告诉新娘子，就说我有急事需要你处理，不提打延安。”胡宗南说。
接着，盛文告诉熊向晖：“前天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胡先生不知什么事，把我带来。当天下午总裁就传见。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外交交涉由外交部办。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先生马上想到你，把你请回来。”
胡宗南说：“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要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好。我先做考虑，到西安再同政治部王超凡主任商量。”熊向晖回答。
胡宗南说：“不要找他们，他们只会骂娘，不懂革命。”
随后，胡宗南带着熊向晖来到盛文的住房，叫勤务兵给他端来早餐和茶水，说：“我现在和盛文参谋长要去国防部开会，下午总裁还准备传见。”
一边说一边递给熊向晖一个公文包，“我们走后，你把房门反锁好，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我，供总裁参阅。”
熊向晖点点头。
“你一定要把门锁好，不准任何人进来。”临走时，胡宗南又再三叮嘱。
等胡宗南走后，熊向晖赶紧打开公文包，发现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份是陕北共产党兵力配置情况。那还用说，熊向晖赶紧照抄不误。
对熊向晖绘制的草图，胡宗南表示满意，一副对进攻延安稳操胜券的样子，说：“赶紧着手抓‘七分政治’，先起草一份施政纲领出来。”
“施政纲领应该有一个帽子。”盛文说，“我建议它的全称应该叫‘国军收复或光复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
“不要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就用这两个字，这才是革命的字眼。”胡宗南信心满满地说。
按照胡宗南“不要骂娘”“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的要求，熊向晖把“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作为“施政纲领”的主旨。要点还包括：“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作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等。
在这些传单中，自然也包括高调宣传国民党的内容，比如：“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蒋主席”，也有“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等等。
胡宗南看了看，说：“好，再向共产党那里借用一些，据此补充定稿，不要再送我审阅了。你定稿后就直接交给刘大军秘密印刷，待进攻开始时，广为散发。”刘大军是胡宗南下属的特务头子。
紧接着，胡宗南告诉熊向晖：“你随我回西安后，再办三件事：第一，给我买一架最好的收音机，我每天都要听听延安共匪电台的广播；第二，找几个可靠的人随同行动，专门抄收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我审阅；第三，你随身带上《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
“胡先生，带这些书干什么？”
“我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我只需等着看捷报。在此期间，翻翻小说，闲情逸致，才显出大将风度嘛！”
“是！”熊向晖一听，心里乐了，原来胡宗南看小说是为了装点门面。3月2日，胡宗南外出，熊向晖反锁房门，再次仔细阅读蒋介石确定的攻略延安方案的抄件。
方案规定：右兵团指挥官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整编一师三个旅、整编二十七师两个旅、整编九十师两个旅、工兵两营，于宜川北面平路堡至龙泉镇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左兵团指挥官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编三十六师三个旅、整编十七师两个旅、工兵一营，于洛川北面段仙子至旧县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总预备队整编七十六师三个旅，配属战车一营，驻洛川待命。以上共15个旅，总兵力14万余人。
另由整编三十六师副师长指挥一个旅及陕、甘保安团约一个旅，组成陇东兵团。发起进攻时间为3月10日拂晓，并在此前一日调集了上海、徐州飞机94架，分批轰炸延安地区，监视黄河各渡口。发起进攻时，陇东兵团向保安方向佯攻，眩惑敌人；右兵团占领临真、金盆湾等地后，沿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攻击前进；左兵团占领鄜县（今富县）、茶坊、甘泉等地后，向延安攻击前进；右兵团依左兵团协力，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会同左兵团于延安附近歼灭共军主力。
熊向晖仔细默读了几遍，烂熟于心后，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
3月3日，胡宗南、盛文和熊向晖一道，乘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熊向晖来到新华巷1号的联络点，在申振民（健）、陈忠经（翘）等地下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向联络员王石坚（赵耀斌）详细说明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
不久，因美军观察组驻在延安尚待撤离，进攻日期推迟了三天。熊向晖又在第一时间通过地下交通向延安的毛泽东、周恩来做了报告。随后，他和胡宗南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3月8日晚秘密离开西安，前往洛川。
蒋介石孤注一掷，下定决心要把战火烧向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3月10日晚10时，胡宗南在洛川中心小学礼堂召集整一军及整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指授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命令，决定于3月12日晚6时前就攻击准备位置，13日拂晓攻击前进，兵分两路进攻延安。
此时，国民党共调集了39个旅，共23万人，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结，即南面胡宗南的15万人，西南马鸿逵、马步芳的“马家军”7万人，北面榆林地区邓宝珊部1万余人，完成了“围剿”中共中央驻地的包围圈。
真是火烧眉毛，迫在眉睫，战斗马上就要打响。此刻，陕甘宁边区最初的兵力只有1万余人，如果再加上警备区（军分区）的地方旅，全部兵力加起来也只有3万人。敌我兵力悬殊实在太大了。毛泽东、周恩来通过熊向晖提供的情报，审时度势，认为保卫延安的最好办法就是外线配合内线作战。
3月6日，毛泽东电令陈赓率五个旅渡河攻占陇海路上的潼（关）洛（阳）线，以调动和打击胡宗南的军队。他在电报中说，胡军17个旅正向宜川洛川中部之线疾进，“我现在布置内线纵深防御，可能迟滞十天时间，主要依靠外线解围，估计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必能引起变化，即使突入延安亦难持久”。
为配合陈谢纵队渡河作战，毛泽东又电令刘（伯承）邓（小平）同时攻击平汉线以“直接援助陈谢”。3月8日，中央军委电令王震率两个旅从晋绥解放区西渡黄河参加保卫延安之战。
3月9日下午，在洛川的胡宗南打开了熊向晖给他新买来的收音机，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这天广播的内容是3月8日下午4时“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
广播称，到会群众共万余人，林伯渠致开会辞，朱德、周恩来相继讲话，邓颖超代表妇女界讲话。当天，在胡宗南的催促下，他看到了工作人员整理油印的五则“新华社延安9日电”的抄件，包括大会综合消息、大会通电全文、“朱总司令讲话”全文、“彭副司令讲话”全文、“周恩来将军讲话”全文。这些文件一式两份。胡宗南要熊向晖和他一起阅读分析。
看完这些抄录油印件，胡宗南兴奋地对熊向晖说：“从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我就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正好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胡先生的分析，很有道理。他们的讲话大多是政治宣传。”熊向晖附和一句。
胡宗南想了想，兴头突降，忽然问道：“怎么毛泽东没有出席讲话?”
“我怎么知道?”熊向晖回答。
胡宗南又问道：“是将军大还是总司令大？”
熊向晖坐在对面，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胡宗南见状，自言自语道：“朱德是总司令，但他在共产党里资历比周恩来浅，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南昌暴动’是周恩来领的头，现在称周恩来为‘将军’，其中大有文章，一定是让周恩来指挥作战。周恩来这个人……”
胡宗南没有接着说下去。他对周恩来非常熟悉，1943年他们在西安还交过锋。坐在一旁的熊向晖明白，胡宗南的潜台词大概是“周恩来这个人很难对付”。
胡宗南分析得没有错。3月10日，毛泽东派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后，听取了彭德怀的汇报，当场研究决定由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由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
3月12日，当常驻延安的美军联络官赛尔斯上校等三人乘美军飞机离去才7个小时，国民党的飞机就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历时七天七夜的延安保卫战开始了。
3月13日，胡宗南的部队在其“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的指挥下，第一线部队10万人，从洛川、宜川之线全面向北出击。此时，用于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只有5000多人，敌我兵力悬殊，为20:1。
这天，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45架对延安进行轰炸。彭德怀急调新四旅一个团守卫延安机场，准备歼敌空降兵。
彭德怀劝说毛泽东：“主席，我们势单力薄，您要尽早撤离延安。”毛泽东镇定自若地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这天下午，一枚重磅炸弹就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爆炸，气浪冲进室内，击倒桌上的热水瓶，开水流了一地。毛泽东毫无惧色，依然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批阅文件，始终不提什么时候离开延安。
在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有关情报后，毛泽东正确地做出判断：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
根据这个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并确定：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当前，应诱敌深人，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部，从战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中共中央、毛泽东为什么决定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呢？
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特地从枣园骑马疾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泽东，忧心忡忡地问：“毛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对当地的老乡，毛泽东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对“誓死要保卫延安”在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来的干部、战士、学生，毛泽东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动手挖了窑洞，开荒种了小米，学习了马列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指挥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领导了全国革命。现在中国、外国都知道有个革命圣地——延安。延安不能不保，但保卫延安不能死保。战争不能只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主要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存地，人地皆失；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争地盘，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打仗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装，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蒋介石占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这个很重的包袱，我们再收拾他，他就倒霉了。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也迟了。”
大兵压境，从容不迫的毛泽东谈笑风生，幽默风趣，睿智过人。
3月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被迫停止播音，由预先设在瓦窑堡附近的备用电台接替。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已经按照计划，于3月12日凌晨离开延安，率领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自枣园北上子长县的王家坪。
毛泽东和周恩来依然留在延安，搬到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他们在防空洞里开会，指挥延安和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至17日清晨，蒋介石共动用100架飞机（占其空军兵力的五分之三）轰炸延安。他们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狂轰滥炸，投下的炸弹达59吨，延安成为一片火海。
3月1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的命令》：敌人“经三天猛烈攻击，突破我第一线阵地由于我军坚决英勇抵抗，敌伤亡甚大，困难增加，颇疲劳，今后更甚；“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的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市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16日至29日），本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的企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军委决定，特组织由张宗逊、廖汉生指挥的右翼兵团，由王震、罗元发指挥的左翼兵团，新四旅为中央兵团，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命令称：“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这个仗，具体该怎么打呢？毛泽东发明了一个新战术，而且还取了一个世界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奇怪名字——“蘑菇战术”。
毛泽东把刚刚调到延安的新四旅政委黄振堂、副旅长程悦长、团长袁学凯等找到王家坪住处面授机宜。毛泽东告诉他们：“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做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
谈话中，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准备留在陕北继续战斗。他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节选自《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一书。
《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丁晓平/著
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侵略和压迫的中国迎来了选择新生道路的历史性时刻。
中国人民要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站起来？本书就从1946年6月的解放战争写起，一直写到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以《前夜》《翻身》《决战》《统战》《外交》《开国》6个篇章，从政治、经济、军事、统战、外交、文化等方面，立体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紧紧团结、依靠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的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的历程，用权威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回答了新中国是如何诞生的，以及为什么说新中国的诞生是人民的胜利这一重大问题。
【作者简介】
丁晓平，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军事故事会》杂志创刊人，首部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追光》总撰稿。
主要作品有《红船启航》《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毛泽东家风》《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大国转折：中国是这样走向开放的》《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任司令员》《埃德加．斯诺：红星为什么照耀中国》《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世范人师：蔡元培传》《文心史胆》等，编选《毛泽东自传》《毛泽东印象》《周恩来印象》《邓小平印象》《陈独秀自述》《陈独秀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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