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郑振铎的文学观念及“血和泪的文学”论争
1919年，20岁的郑振铎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步入中国现代文坛。1920年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刊物，并担任主编。其进入文坛伊始便坚持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改编社会、服务人民的功能，提倡和从事古今中外文学综合比较研究。一方面强调翻译对中国文学建设的重要性，主动介绍翻译介绍世界文学名著，另一方面文学理论上积极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进而提出“血和泪的文学”口号。这种全新的文学理念和研究方法，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共计。面对各种攻击，郑振铎开始反驳，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掀起了一波现代文学论争，先后在文学翻译、形势、观念等方面，与创造社、学衡派、鸳鸯蝴蝶派等文学团体发生论战。随着“血和泪的文学”口号提出，还与当时革命的策源地广州的文学青年产生革命文学观念冲突，引发了广东革命文学青年对他的“讨伐”，也催生并推动广东革命文学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郑振铎与郭沫若关于“翻译与创造”的论辩
郑振铎非常注重通过翻译外国文学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积极主动介绍世界文学名著，包括俄国、北欧诸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著名作家作品，在他主编的《文学旬刊》、《小说月报》上大量发表鲁迅、周作人、王统照、郁达夫、耿济之等国内著名作家的译品和文章，并推出“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太戈尔研究”、“拜伦百年纪念”、“古希腊文学号”等外国文学研究专号。自己发表有《俄国文学的起源时代》，《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百年纪念》、《太戈尔的艺术观》、《诗人拜伦的百年纪念》、《圣皮韦的自然主义批评论》、《得一九二三年诺贝尔奖金者夏芝》等介绍文章；《太戈尔传》、《丹麦现代批评家勃兰特传》、《夏芝评传》、《现代世界文学者传略》等作家传记；《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关于太戈尔研究的四部书》等书籍介绍；《印度寓言》、《灰色马》、“太戈尔诗歌”等翻译作品；并撰写了《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各国“文学史”介绍》等外国文学研究专著。郑振铎在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中，尤为推崇俄国文学，这对他文学观的形成起到重大影响，此外还发表了大量关于翻译的杂谈和论文，比较系统、完整地论述了他的翻译思想和世界文学思想，在中国新文学翻译事业发展史上具有“启蒙和开拓”的意义。
然而，由于在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建设的作用、价值上的理解不一致，即对翻译的功能、目的等基本问题上看法不同，郑振铎和郭沫若之间产生了一场“戏剧性的”关于“翻译与创造”的论辩。论辩起因于郭沫若写给《时事新报·学灯》主编李石岑的一封信。郭沫若在信中抱怨：“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女；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1]并希望这“论创作和翻译的一函”“在国内生些反响”。[2]郭沫若认为，“翻译事业于我国青黄不接的现代颇有急切之必要，……不过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事业，总不宜使其凌越创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郑振铎读后，不同意郭沫若把“翻译”看成是“媒婆”的观点，便在《文学旬刊》上发表《处女与媒婆》一文，阐明“翻译的性质，固然有些像媒婆。但翻译的大功用却不在此”，批评郭沫若“视翻译的东西为媒婆，却未免把翻译看得太轻了”。他把“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和“创造一个文学作品”视作同等重要，认为“他们对于人们的最高精神上的作用是一样的”。但反观中国的文坛，“不惟创作是寂寞异常，就是翻译又何尝是热闹呢”。所以文末，郑振铎直接批评郭沫若“以为现在的翻译界正在‘狂振其暴威’，未免有些观察错误了。”[3]
郭沫若看了郑振铎的文章后，立刻写了一封回信，表达了他与郑振铎的不同看法。信中，郭沫若对郑振铎关于国内翻译并不“热闹”，翻译的作品与创造的作品同等重要的看法不以为然。他说：“文学上的翻译事业，就我最近在上海两个月的经验，其实也就不为不热闹了。请把国内出版的杂志和文学书一看，便可见得我的观察不会错误，翻译自身我并不蔑视，对于翻译的功用和苦难，自信颇能理解，并且也还有些体验。我所鄙屑──斗胆用这两个字──的是那字典万能的翻译家”。他希望“国内能多出几个……忠实的翻译家”，更希望“出个把……有独创精神的”创作家。接着，郭沫若便阐述了他对“创作”和“翻译”两者的看法，认为“翻译需要创造的精神”，需要“对作者的思想和环境有彻底的了解，对于作品内容和表现也须有充分的研究”。[4]
其实，郭沫若与郑振铎的观点是十分相像的。郑振铎说译文学的方法，第一个法则便是“能够完全传达出原作的意思，第一件最必要的事，就是必须对于原本所用的文字有完全的知识。其次就是他必须对于原文中所说的或所描写的事物，有充分的研究”。只不过郑振铎认为“翻译的人，不一定自己有创作的天才。只要他对于本国文有充分的运用的能力与所翻译的国语，有充分的了解的能力就可以了，”因为“在翻译上，思想与想象与情绪原文中都是有的，不必自己去创造，所必要的只是文字运用的艺术而已……翻译家不一定就是创作家”，[5]把翻译和创造看成同等重要。郭沫若认为翻译不如创造重要，他说“媒婆终是不可少的，只要不狂暴，我也是极端尊重。但是在媒介以上对于翻译事业要求夸张的赞词，我却要踌躇了。至忠实，至能有创造精神的翻译家总不过是在把他人的头脑和心情在创造”。“总之，我对于翻译，不求其热闹，宁求其寂寥；不愿在量上图多，宁愿在质上求好”，[6]希望大多数从事文学的人能把精力放到创作上去，以打破国内创作界的寂寥。
关于“处女和媒婆”的讨论，因为郑振铎对郭沫若的来信没作应答，而没有继续下去。但是他对把翻译看作是“媒婆”的观点一直保留批评的意见。翌年二月，郑振铎在《介绍与创作》一文中，再次批判了当时把翻译看作“媒婆”的错误观点。他说：“以前有人说：‘翻译不过是媒婆，我们应该努力去创作。’后来又有人说：‘我们应该少翻译，多创作。’近来又有人说：‘我所希望的是少尽力于翻译，也少尽力于创作，多努力于研攻。’这真是说的一层深似一层了”。并认为这些把“什么不相干的人叫他‘多’努力，或‘少’努力，都是无意识的无用的废话”，都是“躲懒性与无的放矢的谩骂”的表现。他再一次指出，“翻译的功用，也不仅仅为媒婆而止。就是为媒婆，多介绍也是极有益处的”，尤其是“当文学改革的时期，外国文学作品对于我们是极有影响的”。即使是那些“浅薄的创作家与抓住一本书就翻译的人”“是不应该有的。但是，就是有也没有什么害处”，因为“他们是肯‘做’的人。比之欲做而不能或躲懒，一方面又要站在旁边乘机抛几块破瓦的人总好得万万倍了”。[7]
同年5月，郑振铎在《文学旬刊》新开的《最近的出产》专栏的《本栏的旨趣与态度》中又指出，国内的新文学运动虽然取得了一点成就，但却伏着两个危机：第一是出版物太凌乱芜杂；第二是著作家和读者界隔离的太远。解决第一个危机的方法是“批评”，而解决第二个危机的方法就是‘介绍’”。并且，郑振铎还强调“在现在……介绍优良作品，比攻击不良作品，更要紧的多”。文章最后说道：“所谓文艺的出产自然把本国产──创作文学──和外国产──翻译文学──都包括在内。我们把翻译看作和创作有同等的重要”，表示“愿意尽力介绍有纯正艺术价值的翻译作品，并对于翻译方法的适当与否，加忠实的批评”。[8]在《翻译与创作》一文中，郑振铎更是把翻译看作是创作的“奶娘”。他说：“虽然翻译的事业不仅仅是做什么‘媒婆’，但是翻译者的工作的重要却更进一步而有类于‘奶娘’”。[9]郑振铎关于“处女与媒婆”的论述，有力地批评了郭沫若等人把翻译看成是“媒婆”的错误看法，提高了翻译在新文学发展中的地位，推动了新文学建设时期翻译事业的发展。
郑振铎在强调翻译的重要性的同时，还进一步强调了翻译家的重要性和翻译家责任的重大。他说，“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最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重要的人”，[10]并在《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一文中详尽论述了从马其顿和保加利亚对俄国文学形成的影响，日耳曼、法兰西两大文学潮流通过翻译涌入，克鲁洛夫、助加夫斯基等著名翻译家对俄国文学发展的贡献；直到“俄国赤革命成功”，高尔基主持的“世界文学丛书”翻译工作等翻译实绩，极其有力地证明了翻译对于俄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翻译家的功绩的伟大决不下于创作家。他是全人类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交通者。现在的人类被国界与种族间隔的支离破碎；各国有各国自己的语言。同是两个人，如果是异国的，他们就当面也不能叙谈了。你不知道他的心理，他也不知道你的情绪。误会以生，而战争以起了。惟有文学是满含着人类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由文学的交通，也许可以把人类的误会除掉了不少。所以在世界没有共同的语言以前，翻译家的使命是非常重大的。就文学的本身讲，翻译家的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在哪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显出受别国文学的影响的痕迹的。而负这种介绍的责任的，却是翻译家。威克立夫的圣经译本，是‘英国散文之父’；路德的圣经译文，也是德国文学的基础。由此可知，翻译家是如何的重要了”。[11]
因为翻译“是一件重要而光荣的工作”，翻译家是“担负着把美丽沉郁的作品”“传布到不同语言的读者那边去”的责任的交通者。所以，郑振铎认为“翻译者的责任是非常重大了，好的翻译，使读者与作者亲切的接近。坏的翻译，不惟幕了一层灰色雾在读者和作者之间，且把作者光耀的工作弄得污黯了，以至于被误解了”。他说：“翻译者一方面须觉得自己工作的重要与光荣，一方面须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而应慎重──十分慎重的──去做介绍的工作。他们不应为翻译而翻译，不要使光荣的翻译事业‘职业化’了。他们应先十分了解作者，不要‘急于近功’，把极精粹的东西‘生吞活剥’的介绍了来”。同时，他还希望读者与文艺批评家，“对于翻译的作品也应尽些批评的责任”，以此来减少“滥竽”的翻译品。[12]
发表《处女与媒婆》后不久，郑振铎又发表了《盲目的翻译家》一文，表示与成则人君说“现在翻译世界的不朽名作还怕赶不及，哪有空去译无名的等闲作品”的看法“同情”。他指出，“自文学在英美职业化以后，许多作家都以维持生活的目的来作他们的作品，未免带着铜臭，且也免不了有迎合读者心理的地方”。因此，“去译它不惟无畏”，“损失了读者与译者的时间与脑力”，这样就“太不值得”，显得“盲目”了。而且，他还认为在现在的时候“不惟新近杂志上的作品不宜乱译”，即使翻译像“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韩美雷特》，贵推的《法乌斯特》”这样“有确定价值的作品”，“似乎也有些不经济。”[13]此前，周作人在致沈雁冰的信中也说：“在中国特别情形（容易盲从，又最好古，不能客观）底下，古典的东西可以缓译”，如果现在“去译神曲或失乐园那实在是中国文学界的大损失了”，认为“可以在世界文学上分出不可以不读的及供研究的两项：不可以不读的（大抵以近代为主）应译出来；供研究的应该酌量了：如神曲我最不能领解，浮司德尚不可译，莎士比亚剧的一二种，Cenantes的Don Quixote似乎也在可译之列。但比那些东西，现代的作品似乎还重要一点”。[14]此后，沈雁冰在答复万良浚的信中也说：“翻译浮士德等书，在我看来，也不是现在切要的事；因为个人研究，固难唯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该审度事势，分个缓急”。[15]
由此可见，郑振铎的翻译观点与周作人、沈雁冰是一致的，且有可能是受到周作人的影响，并没有针对郭沫若的意思。但由于《神曲》和《浮士德》都是郭沫若所译，因此，在以后反驳沈雁冰与万良浚在通信中说“翻译《神曲》、《哈孟雷特》，《浮士德》”等作品“太不经济”的文章中，郭沫若再提郑振铎的《盲目的翻译家》一文，说郑振铎“劈头”便“骂”他，指出翻译家“对于文学作品有选择的权利”，文学的好坏也不在于它“古不古”，而是看它“醇不醇，真不真”。并且针对沈雁冰的“个人研究与介绍给群众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个人研究固能惟一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应审时度势，分个缓急”的说法，郭沫若认为，“研究文学的人，不能有所偏枯，而文学的介绍与研究也不是完全两件事”。[16]
郑振铎对郭沫若说其“骂人”则作了心平气和的解释，并重申了他的翻译观点。他说，“不过在介绍的一方面，应该较研究的一方面，着手时要更加审慎些。在研究的时候，不妨多方涉猎，任自己的兴趣去去探求各方面的名著。在介绍时则不然。至少也应该顾虑到读者一方面的环境和习惯。”须“慎之又慎”。向郭沫若说明他并不认为《神曲》等作品是没有价值，也不认为翻译《神曲》等作品是不应该，不过在中国现在的文学界翻译这些作品“对于旧文学的破坏，对于新文学观的建设上都不会有什么大影响”，而是认为“现在的翻译，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17]
郑振铎与郭沫若之间关于“翻译与创作”的论辩，虽然有意气之争，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两人对翻译目的认识的不同，更进一步说是由于两人文学思想的不同造成的。郑振铎是抱“为人生”的文学观的，也是以此来从事翻译。他希望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来改造中国的旧文学，建设中国的新文学，从而达到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生的目的，所以他认为翻译与创造同等重要，并且在“创作作品──介绍家──读者”关系中，把读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此，郑振铎注重翻译西方19世纪关系“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早在1920年，他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就把俄国文学作为对“英法的古典主义，罗曼主义，及其他消遣主义的小说”的否定而加以肯定，认为“俄国文学是近代的世界文学的结晶”，俄国文学具有“真”[18]的精神，是“切于人生关系的文学”，“是平民的文学”。他指出俄国文学中的这些品质，正是中国文学所缺乏和没有的，“现在把他介绍来，以药我们的病体，实在是必要的”。[19]所以中国新文学建设的第一步，应该以俄国文学为基础了。
同年，郑振铎又连续发表多篇论文介绍、论述俄国文学，指出十九世纪以后的俄国文学“一跃而大放光明，占世界文学上最高的位置”，认为它富有人道的、悲剧的、忏悔的和平民的精神特质，是“富有哲学的主义，多讨论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文学”，[20]说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就是“写实主义文学时代”。[21]在《<艺术论>序》和《俄罗斯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影响》等文章中，郑振铎不仅指出俄国文学是“人生的艺术”，说“俄罗斯的艺术家与批评家，自倍林斯基与杜薄罗林蒲夫后，他们的眼光，差不多完全趋于‘人生的艺术’的立足点上。唯美派，神秘派的文学及他种艺术，多被他们攻击的体无完肤”。更指出了俄国“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前文说：“我总觉得中国正同以前的俄国一样，正在改革的湍急的潮流中，似乎不应该闲坐在那里高谈什么唯美派……，而应该把艺术当作一种要求解放，征服暴力，创造爱的世界的工具”。[22]后文则认为，“我们相信俄国文学的介绍与中国新文学的创造是极有关系的”。“我们要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不得不先介绍俄国的文学”。[23]并且，文章还详细论述了俄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五点利好：1、能够把中国文学的“虚伪”的积习去掉；2、可以把我们非人的文学变成人的文学；3、能够把我们非个人的，非人生的文学，易而为表现个性，切于人生的文学；4、能够把我们的文学平民化了；5、能够把我们的文学悲剧化了。
郭沫若持“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点，在“文学作品──介绍家──读者”关系中，认为“介绍家是顶主要的：因为他对于文学作品有选择的权能，对于读者有指导的责任”。翻译作品时必须“有创造精神寄寓在里面”，产生出来的翻译品才能“生出效果，能使读者有所观感，更进而激起其研究文学的急切要求”。他指出，“批评家对翻译品要下批评时，只能于译品成功之后，批评其动机纯不纯，批评其译文适不适，始而因能及其效果，决不能预断其结果之不良，而阻遏人的意志。这种是专擅君主的态度”。他还指出，文学之于科学不同之处，正是“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的精髓所吐露的光辉，人类不灭，人性是永恒存在的，真正的文学是永有生命的”。[24]可见，郭沫若是纯为文学而从事翻译的，难免带有唯美主义的倾向，自然也就与郑振铎主张的“为人生”互相冲突。沈雁冰也发表文章赞同郑振铎的观点，批评郭沫若的唯美主义倾向。我们不能否认郭沫若及其翻译观点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从当时的国内的环境和新文学事业发展的需要来看，郑振铎的观点无疑是更为适用的。他从“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点出发，从事翻译工作，为中国新文学建设，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都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总之，郑振铎与郭沫若之间的这场关于“翻译与创作”的论辩，基本上都是由郭沫若发难的，郑振铎则心平气和地给以答复、解释。在论辩的过程中，郑振铎始终坚持以“为人生”的文学思想为基础，据理发言，明晰、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翻译思想，且这一思想又与他前期“为人生”的文学思想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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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沫若：《致李石岑信》.《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月15日.
[2] 郭沫若：《致郑振铎信》.《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1年6月30日.第6号.
[3] 西谛：《处女与媒婆》.《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1年6月10日.第4号
[4] 郭沫若：《致郑振铎信》.《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1年6月30日.第6号.
[5] 西谛：《翻译与创作天才》.《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1年5月20日.第2号.
[6] 郭沫若：《致郑振铎信》.《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1年6月30日.第6号.
[7] 西谛：《介绍与创作》.《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2月21日.第29号.
[8] 西谛：《本栏的旨趣与态度》.《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5月11日.第29号
[9] 西谛：《翻译与创作》.《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3年7月2日.第78期.
[10] 同上.
[11] 郑振铎：《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改造》.1921年7月15日.第3卷第11号.
[12] 西谛：《杂谈》.《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8月21日.第47期.
[13] 西谛：《盲目的翻译家》.《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1年6月30日.第6号.
[14] 周作人：《至沈雁冰信》.《小说月报》.第11卷第12号.
[15] 沈雁冰：《至万良浚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16] 郭沫若：《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7月27日.
[17] 西谛：《杂谈》.《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8月11日.第46期
[18] 原文：“俄罗斯的文学，则不然，他是专以‘真’字为骨的；他是感
情的直觉的表现；他是国民性格，社会情况的写真；他的精神是赤裸裸的，不雕饰，不拘格律的表现于文学中。”
[19] 陆荣椿、王爱玉编：《郑振铎选集》（第2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623页.
[20] 郑振铎：《俄罗斯文学底特质与其略史》.《新学报》.1920年6月1日.
[21] 郑振铎：《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新中国》.1920年7月15 日.
[22] 郑振铎：《<艺术论>序》. 列夫·托尔斯泰著、耿济之译：《艺术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23] 郑振铎：《俄罗斯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影响》.《改造》.1920年9月1日.
[24] 郭沫若：《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