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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一个小故事讲起。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在上海的80后创业者，河南老乡。
不久前我们一起吃饭，聊到胃口是最牢靠的文化，聊到胡辣汤和烩面，这时他说了一个小插曲，他曾在卢森堡的中餐馆吃过一碗拉面，折合人民币600多元，还要了一盘拍黄瓜，折合人民币360元。这是他吃过的最贵的拉面和拍黄瓜。
在卢森堡开中餐馆真好！估计不少餐饮老板会闪念。在中国做餐饮，生生死死，关关开开，太卷了。
我感兴趣的是，一碗拉面一盘拍黄瓜为什么这么贵？
是租金贵、原料贵、人工贵？这是成本侧。从需求侧，还是有顾客能消费得起，认这个价。
查资料，卢森堡的面积（2586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浦东多一点，人口（64万）相当于浦东花木街道的3倍少一点，2022年人均GDP为12.64万美元，是中国的近10倍，是上海的4.7倍。
这么富，怪不得600块一碗拉面也不眨眼。
卢森堡为什么富？简单说，就是他们主要从事服务业，服务业占GDP接近90%，其中一半又是金融业。卢森堡是欧洲第三大金融中心，私人银行业务高度发达，金融从业人员约占总人口的8%。
明白了。这么少人口，集中从事高价值的金融活动，为全世界有钱人和有钱的机构服务，从他们那儿挣钱，当然富。就像富人往哪儿扎堆，哪儿的物价就下不来。全世界的金融中心都贵。当然，你要成为金融之都，也需要很多条件，如安全、稳定、保护隐私和国际化。
何为国际化？不是多开一些咖啡馆就叫国际化。卢森堡的工作人口中，46%为跨境工作者，27%为卢森堡居民，27%为外国人。
我突然想了解，全世界最富的地方，有哪些特征？
查世界银行数据库（2021年数据），最明显的就是人少。人均GDP前十名的经济体，摩纳哥3.6万人，列支敦士登3.93万人，卢森堡64万人，百慕大6.4万人，挪威546万人，爱尔兰509万人，瑞士877万人，开曼群岛6.9万人，卡塔尔266万人，新加坡564万人。再往后，马恩岛8.4万人，美国3.33亿人，冰岛38万人。
如果剔除百慕大、开曼群岛、马恩岛这些地区，只看国家，则人均GDP十强，除了美国，没有一个人口超千万的，低于百万的则有4个。
北欧五国，挪威、冰岛、丹麦、瑞典、芬兰，公认的幸福之国，人均GDP全在前20强国家之列，人口加在一起不足2800万。
前20强里还有荷兰，人口1770万；以色列，955万；阿联酋，1017万；奥地利，904万；比利时，1167万。基本是千万级上下。
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是20强。其国土面积分别为世界第二、第六，但人口只有3893万、2597万人。
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人均GDP在20强到30强之间，也很富。它们的工业现代化起步很早。韩国排第31名，其工业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推进并加速，也比我们早十几年。
亚洲人均GDP靠前的还有好几个中东产油国，如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沙特、巴林。中国排63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中，中国内地排68位，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分别排第20、33、37位。
整个看下来，比中国富的地方，要么是“人口少+从事高价值活动”，如卢森堡的金融、北欧的创新经济、瑞士和荷兰的精工；要么有独特的自然资源；要么像G7，工业化起步早，有先发优势，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一直很高，其中美国的综合优势特别是科技优势以及对人才的吸引力最强，在标准制定和话语权上的优势也最明显。
我还发现，高收入经济体之“高”，是靠向外界提供竞争力占优的产品和服务，才获得了高价值、高地位。你能想到的几乎每个富裕经济体，都在某些产品或服务方面有专长，具体表现为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
所以一个国家要富裕，必须有一批企业，从事高价值的经济活动，如此才能从服务对象那里获得高收入。
有一个例子可能不那么正确，就是我国澳门。澳门之所以富，主要靠几家博彩公司。“现在那里人山人海，定一个房间要3000块，而疫情时连100块都不用。”几天前，我打车从珠海到深圳，听司机这样说。
内地和澳门不同，只能靠长期奋斗，靠创新型经济活动，靠创造更高价值，逐步做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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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回到中国。今年在调研中，我越来越有一种宿命感，就是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手停口停就是命。
就算我们手不停口不停，摆脱低收入陷阱绝对没问题，但要走向全民宽裕，成为繁荣富足的高收入经济体，大家活得不像今天这么卷，能轻松一些，生活还能过得好，我觉得非常艰难。
所以脑子里跳出了一个概念——“艰难的富饶”。
所谓“艰难的富饶”，有双重含义：
一是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要再上一个大台阶，难；
二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想轻松一点、少卷一点就能做到，难。
是为两难。
现在接着讲老乡的故事。
他在卢森堡为一碗拉面和一盘拍黄瓜一掷千元人民币的壮举，既体现了我中原儿女对自己饮食传统的坚守，也是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之举。80后，真的有生气。于是我专门给他打电话，了解他是怎么从在老家时几块钱一碗面条的消费水平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他不是高大上的企业家，但他的奋斗过程，可能代表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大部分人的命运。
1、老乡的祖辈生活在豫南农村，靠种地和一点养殖为生，努力方向是不饿肚子。
2、当父辈考取了中专以上的学校，毕业分到县城，或参军转业得到安顿，就能成为“吃国家饭”的一员。此时全家实现了非农化，温饱不成问题，努力方向是地位如何更高，日子如何更好。
3、老乡本人高中毕业后，十七八岁，随亲戚出来打工，1997、1998年时到了上海。亲戚开了一家店，卖家乡生产的真丝地毯等特产，他站柜台，当销售，最初月工资只有360元。接人待物中长了见识，经过5年左右积累，也攒下10万元钱。
4、2003年、2004年，老乡开始自己开店当老板。在陕西南路开的第一家店，15平方米，月租1.3万元，卖非标的地毯、刺绣、工艺品、字画等。如此干了五六年，扩充到几家店，有了原始积累，但并不多，因为生意有起有伏，有赚有赔。
5、2008、2009年起，在4万亿刺激和房地产昂首爆发的背景下，老乡抓住了红木家具、紫檀家具这种高奢品流行的机会，做代理销售，从高端客群赚到了钱。和传统家具店都是开在郊区商场不同，老乡选择在市中心开店，因为这里是流量窗口。通过抢占流量红利，实现了一轮大发展。
6、2013年后，高奢市场慢慢冷静下来，老乡也栽过一个小跟头，他想基于门店做全产业链，做生产加工、整体配套，做品牌，但做了以后发现自己并不擅长生产管理，于是知止。三年疫情，门店生意难做，他知退，顺势收缩，守住了十几年奋斗的成果。因为年轻，有热血，也想再大干一场，但看到身边很多朋友的工厂店铺倒闭，所以克制自己不能盲动。目前处于冷静观察期，打球，喝茶，交流，学习。
这是一个从低到高，由贫而富的过程，这里的关键是到上海创业，选择了高收入人群做细分市场，而且做法上有一定创新。
交流中还有一点很触动，就是他说，“那时虽然一个月只挣300多块钱，天天累得倒头就睡，但很快乐，比现在还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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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豫南农村到卢森堡，完全没有可比性。我想借此说的是，为什么中国通往高收入经济体的道路会特别难。
从油、气、矿、淡水、耕地等主要资源来说，中国都属地大物“薄”。同时，经过40多年城镇化大发展之后，我们还有5亿人住在农村，2亿多在城镇常住的农民工也未在城镇落户。当然，9亿人口住在城镇，这已是了不起的成就。
有巨大的农业人口数量，而从事农业活动的收入相当低，决定了我们很难像发达经济体那样富裕。就我在各地的观察，目前一亩农地一年的流转费就是几百到千余元，这代表了对农地产出价值的一般衡量。中国大部分农村的人均耕地都很少，普遍是一两亩左右，像我去过的黑龙江黑河那样人均15亩甚至更多、像北大荒建三江农场那样可以大面积机械化作业的地方并不多。
一户农民靠种植、养殖，小康大体无虞，想富裕则不容易。且中国土壤的肥沃程度和国外农产品大国也无法相比，大地已经很累了。我们的主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如果不是一定的农业保护，农民的日子更难过。
怎么办？农民要走出去换身份，农民在人口中的占比要降下来。过去几十年，中国选择了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五化一体”，投资先行，打造基础设施，改善商业环境，结合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人力资本，打造出面向全球、配套完整、性价比突出、交付准时的中国供应链。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才转移到了能够创造更高价值、获得更多收入的流水线、建筑工地和服务业，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但毕竟，我们至今还有相当多的农业人口，大部分非农人口从事的也是一般制造和服务，祖辈父辈也没有给我们多少积累（现在情况开始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是走在富裕之路上，但并不轻松，也无法懈怠。
脑子里不要都是“富豪榜”“一线新一线”，要看整体。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发布，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31370元，也就是说有一半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1370元以下，月均2614元。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7734元，也就是说有一半农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7734元以下，月均1478元。
有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中国拥有护照的人数为1.32亿人，不到人口的10%。
航旅纵横的大数据显示，2016~2020年，根据旅客乘机身份证件，剔除5年中同一旅客多次乘机的情况，中国约有3.4亿旅客乘坐过飞机。考虑到可能有小部分旅客5年前坐过飞机，实际坐过飞机的人数应该多于3.4亿，但也多不了多少，“10亿国人没有坐过飞机”的说法并不夸张。事实上，2020年中国每百人乘机人次数在世界排名第56位，相比人均GDP排名还高一些。
这两天财政部副部长关于“年入不足10万元基本不缴或仅缴少量个税”的新闻上了热搜。中国有多少人缴纳个税？一直有个说法，低于人口的10%。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2022年全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为6512万人，如此算来只占人口的4.6%。换句话，中国95%以上居民的月收入达不到5000元的个税起征点，所以不纳个税。
这就是我们奋斗了几十年、而且发展速度傲然于世的情况下的现状。一二线城市发展得很不错了，但总体上，国家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对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有转移支付，有统筹建设。我在不少地方看到的基建、城乡面貌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如果只靠当地财力是完全达不到的。有人甚至认为，把硬化路修到农村家家门口“太浪费了”。一些朋友交流时也常常谈到，大城市往往能找到很多理由抱怨，而回老家，在小城市、镇村，人们的满足感、获得感还挺强的，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得到的，超过了按本地客观条件所达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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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基于中国的资源禀赋，我们在一个很低的起点和很多的约束下起步，要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世界一流经济强国，目标足够宏伟，但充满艰难。而且可选的路径其实也不多。
承认我们仍处于初级阶段，不是否认已有进步，而是提醒我们要抱着长期主义的态度，努力再努力。
想来想去，努力的大方向，确实还是要靠高质量发展，提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和价值创造能力。就像开头提到的很多国家那样，只有开展创新型的经济活动，才能获得更高收入。首先是制造业，再是服务业。
但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比较微妙的情况是，尽管总体仍是初级阶段（当然是初级阶段中的中高阶段），且不少地方、行业、百姓都觉得经济很难。但中国人够努力，总规模和很多方面的竞争力，已经让世界震惊，甚至有点不安不习惯了。
一位跨境电商龙头企业的管理者对我说：“我们在全球多地都有团队，我要和纽约、伦敦、拉美等多地的外国同事保持联络。北京时间晚上十一二点是伦敦下午三四点，英国同事在交流中时有怨言，我很奇怪，这不是上班时间吗？英国同事说，‘你们晚上十一二点还在那里工作，我看着很不习惯’。”
可中国人也不会因为别人不习惯就自己不努力，因为穷的时间太久了，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发力的迈向富裕的轨道，哪会停下来呢？如同一个50后企业家曾对我说的，“要说苦，当年没有门道挣钱，发现了挣钱门道也不让你挣，那才叫苦，有钱挣，滚滚而来，笑还来不及，身体累一点算什么呢？”
你停不下来，别人因为你停不下来感到不舒服，不安全，这必然产生摩擦。而且摩擦会越来越多。
于是，你想走出去，发现门槛在提高，你想引进来，发现限制在增多。
最近欧盟通过了《电池和废电池法规》，规定从明年7月起动力电池以及工业电池必须申报产品碳足迹，企业需根据相关标准收集并计算每一个生命周期阶段的碳排放数据，包括上游原材料、产品生产（可能涉及几百道工序）、运输、报废和回收。自2027年起，动力电池出口欧洲，必须持有符合要求的“电池护照”，记录电池制造商、材料成分、可回收物、碳足迹、供应链等信息。法规还要求，到2030年产品中所含的回收钴、铅、锂和镍的比例最低须达到12%、85%、4%和4%。
动力电池是中国优势产业，现在欧盟一下子把绿色门槛提得很高。过不了，优势就不再了。不过从我和一些动力电池企业的交流看，有的企业几年前就开始部署“零碳生产”，而且是在整个供应链推动，绿色门槛的提高会进一步加快其绿色转型升级。
还有些领域，像芯片，就是硬生生地被限制了。
或问，制造业这么难，为什么不能像美国、卢森堡那样做金融？为什么不能去制定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为什么不能像国际奢侈品大牌那么贵还要排着队买？这些问题不是本文重点，简单说一句，饭要一口一口吃，在那些更为软性的领域，我们要走的路其实更远，比硬性的制造业远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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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在深圳，碰到一位半导体专家，他去过研发制造刻蚀机的中微半导体。
他说：“一台刻蚀机有十几万个零件，要通过好几层的供应商体系去实现，哪一个供应商的水平达不到，无法对齐，机器就做不好。只有做这样的难事，才能带动整个供应链，在精益精细、精准精密、稳定可靠一致等方面，上到一个新水平。”
我是9月7日从上海飞深圳的，去参加腾讯数字生态大会的智能制造论坛。晚点了3个小时才起飞，又因深圳暴雨，不具备降落条件，备降珠海。很多飞机都降到珠海，地勤跟不上，在飞机上又坐了两个小时。这番无奈的折腾，却让我和邻座的聊天时间大增。他是华为的供应商，他认为美国的目标是要确保在半导体领域领先中国5到7年，但他估计华为再用三四年就可以基本解决芯片问题。理由是，华为在芯片领域投入了5万人，一年的人力成本几百亿，每天十六七个小时这样地拼命干，而且和上下游伙伴一起干。
他说：“我认为这就是国运之战。因为华为突破了，就是整个产业突破了，就算赶不上美国最先进的，但美国也很难再卡住中国了。那美国还剩下什么王牌？金融？如果科技优势下来了，美元优势还能撑多久？美国看得很清楚。而如果华为突破不了，那我们就都趴下，过过小日子也没问题，在产业上继续按美国的逻辑和要求干。我是相信被逼到这一步，华为一定能突破，中国一定能突破。”
我在深圳又问了几位做半导体产业的企业家，没有这位供应商说得那么气壮山河，但也高度肯定华为的绝境反击。他们分析了Mate60芯片的设备、工艺、良率，说因为采用多重曝光，要对齐很难，良率比较低，但这是从零到一的关键一步，证明了“天无绝人之路”。
这次的深圳之行，风吹雨打，但加深了我对于半导体产业的认识，很值得。最大的体会是，发展半导体产业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卡脖子的问题，也是为了通过做以前不敢想、不去想的难事，带动庞大的多层次供应链，在一个压力倍增的熔炉里锻造自己，以使命必达的精神全力一搏。很难挣快钱，要交很多学费，但没有退路，别无选择。一旦突破了，就是带有杠杆效应、可以带动全局提升的大突破。
去年写的《拒绝陷阱》中说，中国从低收入状态迈向高收入状态，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有活干（创造就业）、活干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干好活（迈向高附加值的创新经济）。现在的感觉是，我们需要做好更长期、更有韧性地过苦日子的准备，不过这可能也是此刻最值得去做的选择。“犯其至难图其至远”，“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在深圳的演讲中，我触景生情，有感而发——
“大环境的确风雨交加，卷的不行，各有各的难。但难，不是用来困住我们的，是用来让我们克服和征服的！大家一起努力！”
（作者系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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