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次出现民营企业家涌现热潮，每次都把经济繁荣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最近几年，同样规模的民营企业家涌现潮不但没有出现，还出现了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行的情况。
除了宏观周期、增长动力转型等因素，有关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舆论氛围也是民营企业家集体涌现力度不足的重要原因。
实践证明，民营企业家成批涌现是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和推动力，要摆脱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周期，引领中国经济进入新的繁荣阶段，需要再次推动民营企业家成批涌现。
民营企业家成批涌现是经济繁荣的重要推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从1984~1992年，从1999~2009年，每一次民营企业家的涌现，都会将中国经济推上一个新的发展台阶。
第一次是1984年前后，这一年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创业元年”。张瑞敏、柳传志、刘永好、史玉柱等著名企业家都是在1984年前后开始创业。1981~1984年，经济增速从5.1%、9.0%、10.8%，一直增长到14%，与这一波民营企业家的集中涌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是在1992年前后，出现了被称为“92派”的一批民营企业家。当时很多体制内的官员、学者下海创业，如创办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创办汇源饮料的朱新礼、创办嘉德拍卖和泰康人寿的陈东升、创办新东方的俞敏洪，等等。这一波民营企业家的集中涌现，将中国经济推上了一轮新的增长轨道。1994~1995年，中国甩开其他主要的发展中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舞台的增长明星。
第三次是1999年前后的互联网创业热潮。阿里、百度、新浪、搜狐、腾讯、网易、京东等都是在1998~2000年前后成立，是一次典型的新技术引发的创业热潮。当时中国经济面临着国有企业效益下滑、东南亚金融危机余波尚在、出口需求低迷等不利因素，以互联网创业为主的新一轮民营企业家集中涌现，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劲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速从1999年的7.6%起步，开始了一轮新的增长周期，直到2007年达到14%以上。
第四次是2009年左右出现的移动互联网创新潮。微博、微信、小米、美团、滴滴、快手、今日头条等今天的互联网“大厂”都是在这两三年成立，拼多多、米哈游等企业成立于稍晚的2014~2015年。这一次民营企业家集中涌现，仍然是以技术扩张为主要驱动因素，但中国企业家在现有技术和产业基础上，表现出了更强的创新能力。这一波民营企业家涌现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然而其体量仍然不足以扭转供给结构老化现象，因此表现为结构性的新经济繁荣，总量上经济增速仍然回落。
民营企业家成批涌现，之所以会在这些时点出现，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限制性政策的取消或放松。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民营企业家集中涌现打开了政策空间。
其次，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引进。1999年和2009年民营企业家涌现潮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引入有很大的关系。
再次，向更大的市场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出口进入了持续高增长阶段，为外向型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此外，社会氛围和宏观叙事的转变，社会舆论对于发展民营企业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84年和1992年邓小平同志两次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氛围，尤其是第二次南巡讲话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极大地鼓舞了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热情。
抑制民营企业家集中涌现的原因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疫情冲击、传统产业处于转型过程中、新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等。从民间投资增速和实际利用外资增速降至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等信号来看，非公有制经济投资信心不足，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涌现力度不足，值得高度重视。客观分析其背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经济前景的判断趋于谨慎。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峰已过，与之相伴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住宅建设投资、厂房设备投资增速均出现放缓，有些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导致企业盈利机会减少。同时，全球化也出现了逆行趋势，外需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通过引进技术、业态、模式的空间也在收缩。另外，国内长期存在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居民收入增速和占比一直偏低，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短时间难以扭转，这些因素都导致需求增长缓慢、要素成本上升、投资机会减少，形成了对经济前景较为谨慎的判断。
第二，宏观和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影响了民营企业家的创业信心。压减落后产能、提升环保标准、教培行业双减等政策都是针对特定阶段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制定的针对性政策，有着良好的出发点，但在有些部门和基层的具体执行当中，有时会出现偏差、走样和“一刀切”的现象，增加了市场之外的不确定性，侵害了民营企业的正当权益，影响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第三，“天花板”“玻璃门”“旋转门”等现象未能完全消除，民营经济的公平地位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2005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三十六条）和2010年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三十六条）已经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问题做出了明确的突破性规定，但在一些行业和领域，由于采取许可准入或核准制、指定国企经营或国企优先、前期规划限制等原因，一些重点行业名义上对民营企业准入，但实际难进入，而在获取市场机会上，设置明显不利条款排除民企获取市场机会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限制了民营企业的投资和创新活动的范围。同时，地方政府和强势企业拖欠民营企业的应收账款等现象屡禁不止，民营企业的正当权益尚未得到平等有效的保护。
第四，要素获得困难，成本过高。融资难是民营企业要素获得困难的主要表现，根据北大国发院的相关研究，民企获得融资的综合成本，可能比国企贵一倍左右。同时，民企普遍反映人工、房租等成本上升很快，给经营造成很大压力。
第五，社会舆论氛围的影响。2018年以后，社会上出现了“民营经济退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错误思潮，尽管党和国家多次明确澄清，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并未完全肃清。另外，一些人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有误解，极少数人甚至有意曲解和夸大“治理资本无序扩张”等政策，导致资本污名化等现象。这些思潮和现象，都对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造成了明显的影响。
促进民营企业家再次涌现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民营企业的集体涌现是推动中国经济上规模、上层次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增速持续下行的压力，还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新困难，只有通过创新发展，通过民营企业家的再度集体涌现，才能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繁荣阶段。
第一，为民营企业提供宽松的创业和经营环境，形成有利于民营企业家批量涌现的舆论氛围。1984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讲话，提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1992年第二次南巡讲话，他反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些讲话精神形成了鼓励民营企业家和创业者敢想敢试的舆论氛围，成为两次民营企业家集体涌现热潮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外部压力和内部困难，增长预期和社会氛围偏于保守，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重新强调“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正确认识资本逐利性等问题，鼓励民营企业追求和获取正当的风险报酬、创新报酬，为民营企业提供宽松的创业环境，形成有利于创新创业的舆论氛围。
第二，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消除民营经济面临的要素供给“鸿沟”。实践证明，由于体制性的隐性背书的存在，国企与民企之间公平竞争在实践中并没有完全落实，必须通过强力纠偏才能保证民企得到相对公平的行业准入、市场机会和要素供给。应当全面排查各个行业存在的许可准入、核准制、指定国企经营或国企优先，以及规划等限制性政策，还应当允许民企投诉招标等市场机会分配过程中针对性不利条款，真正落实竞争中性原则，确保国企和民企的公平竞争。在要素供给方面，应当采取制度性措施，保障民企获得一定的份额，消除因为所有制不同而导致的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之间的要素供给“鸿沟”。
第三，正确认识失败和风险，营造更加宽松的创新政策环境。
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也会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当经济景气度下行时，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变差，对于创新和尝试就会更加谨慎，对于失败和损失的宽容度也会降低，这时更需要营造鼓励尝试、允许失败、接受损失的社会氛围，避免形成因噎废食、谨小慎微的舆论环境。为此也需要降低创业失败的代价，例如对于创业失败而导致的债务，应当与个人财产作适当分割，避免创业失败就一蹶不振甚至被逼上绝路的情况。在这方面，深圳个人破产制度建设已经探索出一定的经验，适当时可以向全国推广。
同时，随着中国工业化、数字化程度的提升，跟随式创新的空间越来越小，未来的创新将更多出现在没有成功先例的“无人区”。面对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无人区”开展原发式创新的任务，更需要民营企业自担风险，勇敢尝试。我们应当坚持以往对于新产业、新模式开放、包容、先发展后规范的态度，尽量减少在行业准入、产品入市等方面的限制性规定，承认创新者和风险承担者的创新报酬和风险报酬，为民营企业家创新提供更为宽松的空间。
（滕泰系万博新经济院院长，张海冰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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